做强国有大行的若干思考｜封面专题

来源：极速体育极速体育直播NBA季前赛    发布时间：2024-11-10 23:16:25

  国有大行是中国金融的主力军和风向标，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为经济发展、人民收入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深刻变化、国内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深度调整及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国有大行由“大”变“强”是现实所需，更是金融业自身高水平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国有大行是中国金融的主力军和风向标。2014年，习对建设银行提出了“三个能力”要求：服务国家建设能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这实际上为建设强大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国有大行“大而不强”是客观事实，既与自身金融发展程度有关，也与过往经济结构特征有关。经营同质化严重、国际话语权较低、投资业务能力存在短板、内部体制机制僵化、化解实体经济风险的能力不够等问题较为显著，需要开展“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差异化、中国化”建设，转身国有“强”行。

  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国有大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和规模快速扩张，不仅稳固了自身的市场地位，更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24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有大行继续占据主导位置。按一级资本计算，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为全球前四大银行。同为国有大行的交行和邮储分别位列第九、第十二位，在榜单中也有一席之地。从资产规模来看，截至2023年末，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仍为全球前四大银行。排名最高的国际银行摩根大通资产规模（3.66万亿美元）仅为工行规模（5.74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二左右。

  尽管2023年国有六大银行实现了超过4000亿元的丰厚分红，且分红比率均保持在30%以上的良好水平，显示出其稳健的盈利能力和对股东的慷慨回馈，但其在长期资金市场的估值表现却并未能同步反映出这种实力。截至2024年7月17日，作为国有大行中市值最高的工行，其市值约为2.1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为2904亿美元），相比之下，摩根大通利润与工行相当，但市值高达6077.7亿美元，几乎是工行的两倍。国有大行低估值反映了大而不强的核心矛盾。

  一是同质化经营情况较为严重，陷入低效竞争。国有大行推出的金融理财产品和服务在功能、特性、价格等方面都极为相似，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基本一致，各类业务竞争频繁陷入价格战负面螺旋。反观美国大型银行，其发展历史就显示出了显著的差异化特征。例如美国四大银行中的富国银行，以其深厚的社区银行服务闻名遐迩，社区银行业务的利润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的高水平，彰显了其在该领域的独特优势。再如纽约梅隆银行以其卓越的托管业务从美国大型银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截至2023年末，该行管理的托管资产规模达47.8万亿美元，资产托管规模世界上的排名第一。而在20世纪90年代，两家银行的体量差别不大，即使都在进行规模扩张，纽约梅隆银行的重心主要在表外。整体看来，美国四大银行业务各有所长，摩根大通以投行业务见长，富国银行则以零售业务见长，美国银行的综合性服务能力较强，花旗的国际化特色较为显著。即使同样是投行，Capital One以管理风险为起点的业务逻辑，也与一般投行追求盈利的业务逻辑形成了差异。

  二是国际话语权仍较低，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不相称。国有大行中只有中行的国际业务相对领先，其他银行相对薄弱。以建行为例，截至2023年末建行境外机构总资产为1.73万亿元人民币，占集团总资产比仅为4.52%，占比并不高。美国大型银行基本都具有全球服务的能力。即使四大行中国际化水平最低的富国银行，其海外资产占比也达到了10%，比工行、农行、建行都高。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中，虽然国有大行可能参与讨论，但在关键规则制定和修订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这导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些规则和标准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银行的需求和利益，而较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得益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地位，欧美大型银行具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最高管理层基本由美欧垄断，能够与欧美大型银行保持利益一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国际金融机构手中。如2023年高盛发布唱空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报告，尽管存在不少漏洞，但仍然对市场情绪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

  三是投资相关业务存在短板，经营调整能力相对薄弱。国有大行的业务重心在传统存贷款业务上，在以投行、资管为代表的中间业务方面能力不够，严重依赖利息收入作为主要利润来源。客观上，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依靠房地产、制造业等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与银行信贷更加适配。国有大行的投行类中间业务发展时间仍较短，相关基础较差。

  在资管业务方面，目前国际一流资管机构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占总体市场占有率比重达三分之一的全球前十大资管机构中，有8家在美国，2家在欧洲，亚洲无一家进入前二十。而美国大型银行多元化服务能力较强，可以依据市场变化及时作出调整战略定位、优化资源配置、保障稳定经营。多元经营的发展的策略使得美国四大银行非息收入来源广泛，2023年非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30%。净利息收入与非息收入在政策不同周期形成“跷跷板效应”，成为美国银行业盈利的重要支撑。在加息周期，信贷成为银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在降息周期，长期资金市场又成为银行业盈利的重要抓手，盈利的波动调节能力较强。

  四是市场化机制运用不足，金融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偏低。受限于规模化发展惯性和传统体制机制约束，国有大行的金融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强，进而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规模驱动思维导致国有大行在业务创新方面相对保守，为维持现有的市场占有率和客户资源，国有大行更倾向于沿用传统的业务模式，而不是冒险尝试新的创新策略。规模惯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其业务发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国有大行的管理层级较多，决策流程相对烦琐，影响了其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机构长期推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到落地环节往往异化为“以管理为中心”。当然，这与我国金融实践时间尚短有关。美国大型银行创新基因强大。例如Captial One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运用数字技术来建立信用卡客户信用。再比如大型银行参与的一些金融衍生品也普遍起源于美国，如房地产投资投资基金（Reits）、抵押贷款证券（MBS）等。通过市场化机制，美国大型银行还能持续、快速地吸纳创新功能。例如摩根大通曾收购投资管理平台LayerOne Financial以提升其对冲基金相关业务能力。

  五是应对实体经济风险的经验不足，机制建设、能力准备要有所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正经历着从快速地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稳步的增长动力的转换与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波动显著加大，风险挑战也随之增多，而我国金融机构尚未经历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洗礼。因此，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大行需要对经济中的潜在风险做准确判断，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稳健的风险分担方式与流动性解决方案。

  客观上，国有大行经营着国家信用，既要做到不向实体经济输出风险，更要做到提早判断、调节实体经济风险。例如本轮房地产周期中，国有大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深度、广度判断并不准确，一些分支机构存在逆向选择、掩盖问题的现象。而美国整个银行业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风险的敏感性很高，以至于各方对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的收购行动非常及时，避免雷曼兄弟事件重演。

  习在2023年10月30日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支撑，如果金融搞不好，甚至爆发金融危机，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重挫，现代化进程可能迟滞甚至中断。当今世界，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对强国建设的作用更加凸显。”金融参与强国建设，是中国特色金融的特色所在，也是胸怀“国之大者”的国有大行目标所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并提出了六项具体的体系要求，国有大行应将其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